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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行业进入涅磐重生阶段

非居民用电平均涨价一分六厘七 自6月1日起,15个省市工商业、农业用电价格平均每千瓦时上调1.67分钱,但居民用电价不变。这是2009年11月来首次调升销售电价。据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介绍,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。第一是为调剂电力供需,保障电力供应。今年以来,电力需求保持较快增长,仅一季度增长幅度就达到12.7%,有17个省市电力需求增长超过全国平均增速。与此同时,电力供应的增长却跟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。电力供应跟不上需求,原因又是多方面的。有的是本地发电装机不足,有的是结构性的原因,例如,在一些水电比重大的省市,今年丰水期发生旱灾,导致电力供应出现较大缺口。此外,由于电价没有得到及时调整,导致一些火电企业出现亏损,因此发电积极性不高。第二个考虑是抑制非正常电力需求。由于电价太低,近来高耗能产业又出现反弹。根据两大电网的统计分析,在电力需求增长中,高耗能行业的需求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平均水平。因此,有必要通过价格手段限制不合理的用电需求增长,促进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。第三个考虑是缓解企业经营困难,促进电力企业的健康发展。面对电煤价格的上涨,银行利息的上调,适度上调电价可以促进电力企业正常运行并健康发展。 近期关注点 火电企业财务状况较为分化,重点工作主要集中在融资及资产结构优化调整上,而水电企业财务状况普遍较好,利润分配也较为优越,未来工作重点主要在加快电源建设和对外投资。 电力结构性缺电,多措施解决供需矛盾。近期,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偏紧,电力紧缺较前几年有所加剧,缺电缺口、空间、时间均成蔓延之势,但仍为结构性缺电,还未出现大面积的硬缺电。为缓解“十二五”中期可能出现的大范围缺电难题,中电联建议通过加快电源建设,加大电力输送,配套体制改革等措施予以缓解。 电力板块5月份以来跑输大盘1.6个百分点。电力板块5月份以来跑赢大盘1.6个百分点,过去三个月跑赢大盘2.6个百分点。目前电力行业2011年平均PE为20.4倍,在所有行业中处于中等偏上位置;电力行业平均PB为2.1倍,仅高于黑色金属、金融服务、交通运输3个行业,整体估值在23个行业中处于中等的位置。 6月份建议重点关注汛期来临带来水电投资机会。6月份,国内大部分河流将从枯水期进入汛期,水电站将进入发电高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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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峡水库的补水功能

截至5月27日8时,三峡水库坝前水位已降至151.99米,从2010年10月175米蓄水以来,三峡水库已累计为下游补水184.5亿立方米.借助这221亿多立方米的调节库容,三峡水库可实现补水和抗旱功能。但目前三峡水库水位已降至152米附近,水库调节库容已消耗了约4/5,剩余的1/5库容也即将在6月10日前消耗完毕。目前三峡抗旱补水力度为每天2亿立方米左右。 按原先设计,三峡水库可在长江汛末蓄水至175米正常蓄水位,并在长江枯水期时为大坝下游地区持续补水,尽可能保障长江中下游航运和生产生活用水需求。当水位在次年汛前降至145米防洪限制水位附近时,水库转入防汛阶段,并利用145米-175米之间的221多亿立方米的调节库容发挥防洪功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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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敬琏论新兴产业的制度突破

2010年11月16日,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高交会上表示,我国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必须消除制度上的障碍,而消除制度障碍只能靠改革,政府的自身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。   今年10月18日,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》对外公布,节能环保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。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制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,争取于年底出台。   吴敬琏在当日高交会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”上表示,国家现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原因在于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但“转变”这个说法提了多年,却一直转变缓慢。   他指出,我国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提出新产业,九五计划中也提出两个“根本转变”,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;十一五也提出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。   “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转过来,症结在哪?”吴敬琏认为“症结”在于体制。   据其透露,十一五规划讨论中曾将体制障碍归结为四个方面:政府对土地等资源的占有权力、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、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财税体制、价格的扭曲。   以GOP为主的政绩标准使得各级政府利用对土地等资源的权力发展经济,而财税体制上事权过度下移使得事权70%在县级以下,而税收大头增值税的大部分却在中央,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使得各级政府极力追求GDP,另外一方面我国的资源价格过低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。   “在十一五过程中我国的技术创新有很大提高,有些甚至接近或达到世界前沿水平,但是技术创新产业化步履维艰。”吴敬琏认为,有些创新夭折在摇篮里,有些一直长不大,就是因为制度原因。   吴敬琏认为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职能是改革,而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,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,而制度创新的责任人是政府。   “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就是制度,以前是计划经济,政府习惯了发号施令;以后要防止政府越过边界从事不利于或不能鼓励创新的活动,国企也一定不能垄断市场与民争利;政府应该提供好的制度环境,企业好的经营环境。”   吴敬琏还提出,现在各地政府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有规划同构化、指定技术路线、指定发展门类、指定投资的现象。“地方政府没有根据各地实际情况,按照上面的(规划)照抄,一抄就同构化了,投资效率就会下降,相当一部分投资要打水漂。”   在对新技术的资金支持方面,吴敬琏指出国家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钱投入不少,专项资金不少,但是钱怎么用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他提出两个现象:直接支持企业作竞争性补贴、补贴不公开招标而是补贴自己的企业。他建议国家发改委认真研究资金投放方式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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